“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那么明军为什么领不到满饷
当兵变成一种刑罚手段，加上明代世袭户籍制度，人为的把军户变成“贱籍”。朝廷哪有满饷，改善军士待遇的动机？可谓是“明军不满饷”始作俑者，朱元璋也。
朝廷歧视军户使卫所在明朝中后期沦为贪腐重灾区。勋贵和将领以种种方式盘剥和私役军士并吞并他们名下屯田。正统朝名臣王骥，在主政西南、征讨麓川期间，曾上疏朝廷专门说过这个问题。
贵州20卫所，屯田池塘共957600余亩，所收子粒本足给官军，而屯田之法久废，徒具虚名，良田为官豪所占，子粒所收，百不及一，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
而且朝廷回应就是不回应,“贼配军”哪里还有资格与勋贵豪强相提并论。如此经过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等数朝累加，明军吞并屯田日益增多。万历年间张居正再次清丈土地的时候，军屯只剩下明面的将近三分之一,“万历年间计屯田之数，视之洪武时损失二十四万九千多顷”。
本来收入寒微的军户，如今屯田还少得可怜，哪来的军户还能苟延残喘，逃军成为不可避免。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吐槽陕西军卫荒芜:
今陕西腹里卫所军士以十分为率，逃亡等项已有三分之上。除各边操备及屯田外，见在守城正军，每卫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尫羸不堪守战。
然而，朝廷又能有什么办法？由于所涉勋贵势力日渐壮大，别说卫所士兵不能与之匹敌，就连朝中大佬们，也都在此问题上谁动谁死。
在这一背景之下，清丈屯田却使卫所军士的处境更加凄惨。由于田地还在勋贵的掌握之中，而有关税赋又归其所有，没有逃出军队的人只有卖妻鬻子的份。
明朝军卫屯田也因此无可避免地土崩瓦解，但朝廷却无法不用兵。因此自嘉靖朝起募兵代替军卫，成为明军主力“募兵宜是实边久计”。
朝廷出了钱就会士兵用命。看似两全其美的事情，问题在于朝廷出不了什么钱。
明朝募兵军饷由嘉靖朝初期每年九两增加到明末30余两。就算按10两来算，十万军队一年就需白银一百万两，这都还没有算军械、马匹、军资等等。
嘉靖三十年为明朝财政节点，太仓此前岁出（白银）从来没有超过四百万人，这一年猛增到590万两人，但朝廷岁入（白银）还在二百万两。也就是说营收能力较低的朝廷，根本没钱募兵。
以致内阁首辅申时行怀疑汉唐时期经常调集几十万军队是否吹牛：“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
为了解决问题，朝廷用了三个办法。
一是与地方摊牌。在当地增加了“某州府军需银”“某州府兵饷银”“某州备置倭银”等多种名目杂税，并由驻军所在地分担一部分军费开支。这类杂税除加重了地方负担，激化了矛盾之外，因其很难核销查验而被层层盘剥后真正移交部队的不多。
二是压缩部队规模。这种办法是直接的，兵越少，支出就越少。但是它所导致的兵源不足不仅给部队战斗力带来了很大影响，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朝廷的战略。
万历朝宁夏之乱中，规模并不太大的反叛之所以拖得如此之久，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朝廷力量不够，需要等到辽东李如松领兵赶到。援朝之役之所以分为前后两期，亦是朝廷为节省军费而在未能取得完胜的情况下贸然撤军求和的结果。而播州之乱虽有朝廷剿杀之意，却需要等待朝鲜之役的终结以腾出军队。幸好杨应龙没有真想造反，否则数年的筹备时间就够为朝廷整一个大麻烦了。
同为万历朝朝廷坐视女真部不断膨胀扩大之故。兵力不足，经费不足而不愿出征。
三是拖欠，军队征募结束之后，朝廷便以种种原因开始拖欠和克扣军饷。如夸大漂没（粮饷被消耗于交通），堪合人数（譬如实有一万人，算有七千人），议饷勾销（比如拖拖拉拉6个月，才补完3个月）等。总之，朝廷就给了那么多的钱，将军自己看着办。
这还不算官吏和将领贪腐，所以即使募兵时，除极少数具备“本事”者外，多数明军仍跟“满饷”无缘。
在耍赖朝廷面前，将军们也有三招对付。
一是要从敌人那里寻找出路。通过克敌制胜、收缴贼资以补军饷。这一部分部队战斗力孕育而生，如戚家军等。但终究只是少数人，多数人都把“贼属”这顶帽子扣在了平民头上，然后开抢，这战斗力能有多强大可想而知。
二是饲养家丁。既然军饷无法满足全军都是欠，那干脆欠多点，集中资源养精锐。家丁就是明军战斗力天花板和“明军未满饷、满饷无敌于天下”笑话的来源。但其对于明军这一整体所造成的危害也非常大。
一是部队大部分战斗力被遗弃，明军总体上又下台阶。二是部队开始私人化了，为使其“私产”不致流失，不甘攻坚，战场逃跑也开始变成明军的常态。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明军战斗力，特别是在多路明军协同作战的时候。明军与女真数万人规模会战几乎全部失败，根本原因亦在于此。
三是和朝廷一样耍赖，一句话没钱发饷。关于士卒是否逃跑或兵变的问题，诸将既束手无策，又毫不关心。由此可窥见明末九边闹饷迭起，而平叛之兵掉头入伙贼寇之情形。
至於明军在满饷后能否所向披靡，很难确切解答。由于缺乏参考，明朝自建国至灭亡终究未使明军饱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